金年会诚信至上朱宪民是中国当代摄影史中具特殊地位的摄影家。他的特殊之处在于，在1940年代出生的摄影家中，少有像他这样早在1970年代初期就在有意无意之间关注百姓日常生活，并且以朴素、自然、忠实于生活的态度，纪录平民百姓生活的; 他是他的同辈人中能够明确而到位地用摄影表达生命根系与情节的人。他的特殊之处还在于，不管他的生活处境社会地位有着怎样的变化，他仍然在摄影中保有着一种平民姿态并具有鲜明的个人视点。

　　朱宪民，在他的同代摄影人中是个真正的例外。而这种例外，凡有那个时代生活经验的人都深知，不易。翻阅中国当代摄影史，我没有发现在他的同代人中有谁如他那样在1970年代就以一种具有平民性以及人情甚至是人性关注的纪实态度拍摄过黄河人。也没有发现还有谁如他那样坚决而直白地表达着民以食为天，这个最朴素且最基本的事实。正是这种异于主流的目光，使朱宪民为中国民生图像史留下了可贵而难得的一笔。

　　我非常幸运选择了摄影这个职业，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但是我热爱它。现在它已成为我的生活方式。它给了我很多快乐，给了我自信，还有很多朋友。我们工作在不同的岗位，有着不同的经历，透过镜头，以我们各自的方式观看世界，感受世界。

　　我非常幸运地与共和国一起长大。至今，一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仍会让我热泪盈眶，“咱们工人有力量……”让我热血沸腾，我留恋那无忧无虑的童年。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和上山下乡，至今，我庆幸这段后人看来不幸的经历，它验证了青春和生命的顽强。它让我们这一代人深切感受理解了那么多课堂上永远不可能学到的东西，使我们能够承受后人觉得不可能承受的压力。

　　我喜欢摄影，因为我相信文字和语言的描述代替不了那些来自生活本身的影像，尤其是来自我们铭心刻骨的经历，包含理解和感受的那部分。我喜欢摄影，因为我更喜欢让人们透过作品看到生活本身。我的工业情结不能不说是和我的经历有关。辽宁曾是共和国的工业支柱，我目睹了它的辉煌，我熟悉那些工矿，熟悉哪里的工人，我理解企业转轨，倒闭的无奈。再看那些静寂空旷的厂房，下岗分流的兄弟，一组“共和国不会忘记”是我当时唯一能够献上的东西。现在的辽宁重振雄风，国企改革的成果正在显现，我知道我还要拍下去，不是记录，是关注，我关注生命的过程。

　　我有众多同行、众多朋友，他们从各种角度，以各种方式在寻找、积累、探索、表达，他们的热情不断地感染着我，他们观看世界的方式也在不断启发着我。朋友，对于我来说就像土壤、空气、水一样，他们支撑着我的思想、艺术、情感的空间，虽然我们彼此那么不同，摄影把我们聚集在一起，在这里绚烂多彩的是鲜活的世界，是生动的思想，是奔走的行动……

　　十杰人民摄影家侯贺良，世界华人摄影联盟、中国画报协会副会长、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中国摄影家协会艺术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摄影家协会主席。

　　我生来笨口拙舌，自小就在竭力寻找一种新的语言来弥补我的这一不足。我学过绘画、练过书法，几十本鲁版图书的封面设计，是我心血的结晶……然而，最终我还是选择了摄影。

　　1970年，当我在山东省济南市一家机床厂由工人转为宣传干部的时候，一台破旧不堪的“禄来”相机拍下了我摄影生涯的第一个镜头。从此，摄影即成为我表达思想感情并藉以生存的语言。我发现自己对摄影语言的掌握较之其他艺术语言有着更为敏锐的感觉。我把自己的“语言”大体分为三类。

　　第一，坚守本土的工作语言。我首先是一位视觉媒体人和对外传播工作者，摄影就是我的工作语言。敬业是摄影人的本分。对于指令性任务，我必须无条件地、按照稿件编发或对外文化交流的需要去“说话”。

　　第二，调剂心境的“闲聊”。人们在紧张的劳作之后，需要轻松一下，“闲聊“就是较好的方法之一。在摄影创作中，我顺手玩弄一点技巧，随意拍摄一点小品，单纯追求一点光影、色彩效果，当成自己摄影体系中的“闲聊”。

　　第三，倾注情感的“肺腑之言”。这是亲人与真诚朋友之间的“心里话”，也是我“语言”中的主干。它不受工作任务的限制，也没有聊天时的轻闲；它是我思想感情的融汇，是我理想意志的浓缩。

　　我认为摄影艺术就是观察的艺术、发现的艺术。我的作品，很少有拍摄前的完美构思，我不依赖过度的后期制作，也不欣赏PS的神奇魅力。我觉得摄影创作中的构思，应该是一种发现、一种创造。

　　摄影语言的表达成功与否，靠的是摄影家自身的观察能力和审美能力。“触景生情”和“信手拈来”是我的作品诞生的两个主要过程。我觉得语言的朴实，并不等于粗俗和蛮不讲理。

　　摄影也不能一味的追求洒脱，艺术形式的运用是否得体可以看出一个人造诣的高低。我不奢求我的作品能生发出铁马金戈的力量，但既能坚守本土，又能放眼世界却是我不懈的追求。

　　十杰人民摄影家焦波，山东淄博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南开大学、四川大学、西南大学等十所大学客座教授；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河北传媒学院硕士生导师；摄影师、纪录片导演。

　　从事影像记录和创作工作40多年，我的创作基地始终在故乡这片土地上。我在乡土上游走，我在乡土上创作，我在乡土上思考。时光，吸引了我的思考，时光，磨砺了我的思考，时光，坚定了我的思考。

　　思考一：乡村影像的乡土情怀。故乡是根，爹娘是根。我怕失去爹娘，怕失去我的根脉，所以1974年跟女朋友学习摄影之初，就用他爸爸那台在战场上缴获日本鬼子的蔡司伊康照相机，开始了对爹娘的拍摄，一拍就是30年。在记录爹娘生活的漫长岁月里，我手中的相机也同时记录故乡的人和故乡的事。记录乡亲是一种乡恋情怀，它给鲜活的故乡增添了更加鲜活的亲和力。记录乡村是一种乡愁情怀，它为鲜活的故乡增添了更加鲜活的冲击力。

　　思考二：乡村影像的乡土精神。我理解的乡土精神就是根脉文化精神，就是从农耕源头散发出来的文明气息。质朴，和谐，本分，规矩是它的体现。它需要人去跟踪，去维护，去拯救。但这么一个乡土文明的卫道士，却在日常生活中不断遇到尴尬和无奈。但他却不离不弃，数十年里孤独地一路前行。每个村庄里都有杜深忠，需要我们用有温度的镜头发现、记录、歌颂这样的乡土文人。

　　思考三：乡村影像的乡土质感。我所理解的乡土质感，是乡土生活里本真的形象体现。它是我们体验，观察，思考后的真实记录和真实捕捉。用这种态度记录的影像是土地里长出来的，带有深深的泥土胎记，有可观，可闻，可品的气质。记录这种质感，需要静下心，沉住气，耐得住寂寞，以乡民中普通一员的身份感味生活，记录生活。这样，用时间的重量打磨出来的作品，才有乡土文明质感的分量。

　　思考四：乡村影像的乡土责任。记录乡土精神，留住乡土文明，是我们影像工作者担承的义不容辞的使命，是艰巨的历史责任。生活在延续，传统在消亡，时代在裂变，这给我们影像记录者极好的机遇。既然历史无法改变，我们的责任就是记录。我看中乡村文明消失的过程，看中传统文明与现代文化的激烈碰撞，看中那碰撞的激烈火花。从影像学的角度来说，这些火花是时代的印记，它与乡土文明遗传的胎记同样媲美。

　　十杰人民摄影家胡武功，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省文联；陕西省摄影家协会主席。40多年来致力于中国摄影的改革与进步，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影像的代表性人物。

　　上世纪80年代是燃烧的年代，一方面要冲破禁忌，一方面要自由探索。选择什么样的摄影之路，是既向往又迷惑的难题。几经比较，我选择了纪实摄影。我意识到我们这一代人面对的是一个民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人生观、价值观的重大转变，是一个传统社会向当代社会的根本转型。摄影将是可靠记录这一史无前例变化的最有力的手段。从普通人现实生活状态切入，着眼于人性的揭示，既是我的认知方式，也是我的认知目的。“美丑，真假有限”。我从《藏着的关中》中选出这组照片，希望从中看到二、三十年前关中底层人的生命状态以及由此展现出的伦理人性。为拍这些照片，我付出过艰辛的努力。无论春夏，还是秋冬，抑或年节，我放弃与家人团聚，无暇顾及年迈的父母。尽管他们不懂摄影，但他们凭一种亲情坚信我在做正事，给予我充分的理解与支持。而那些长期以摄影权威自居的所谓“理论家”却给关注平民生活及其生存状态的摄影冠以“土、老、破、旧”的帽子。斗转星移，时至今日，“土、老、破、旧”的照片终于显现出其深刻文化渊源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它们再不可重生了。在一个做秀、做美的流俗时代，我恪守平凡与拙朴，自然与寻常。在我眼中，关中人用世代文化承传的每个天日填塞着岁月的纵深。面对他们，先记录下来是最重要的。摄影就是摄影，平铺直录才能使之生根在白己的本体上。

　　回到民间，贴近了普通人生活的繁琐，也就贴近了真实，贴近了国情。记录下凡人俗事这一个个从未进入大雅之堂的瞬间，必将为摄影注入生活的厚重，为历史增添现实的鲜活，为读者提供一些看后的静思。经过时间与岁月的洗礼，这些照片都经受了考验，每一个瞬间都与被历史遗忘太久的普通关中人命运与遭际相关，与他们的生存状态及生存方式相关，与他们的习性及愿望相关。总之，与数千年间关中人断续重生的文化血脉相关。

　　十杰人民摄影家于德水，1953年生，山西阳城人，现居郑州。作品 “大地耕诗” “黄河流年”“生命河流”曾在国内外广泛展出。并被国内外美术馆、艺术博物馆广泛收藏。2015年任河南省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

　　1966年，13岁的我中断学业，被漂逐在波涛的边沿，后来，一台照相机成为了我生活的幸运。在教育缺失年代迈出的步履，蹒蹒跚跚地在身后划了一条长长的弧线。相机于我无疑是一部认知世界、认知生活、认知河流的大书。我第一次伫立在黄河岸边，那是1985年。久久凝望着滞重 、沉浑、 缓慢扭动的河水平静地流淌……我惊异于她的安详、静谧。这就是那条孕育了数千年历史文明民族的古老大河。千年流变，亘古黄河。这条大河，用它飞腾、翻滚的浊浆、湍急、涌动的暗流，把一个族群的生命力和它的农业文明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地延绵了数千年……快门声令我感到谁也无法透彻这河水的浑浊，从殷红的图解到凝重的苦涩，一路走来。理想与精神逐渐复归于质朴的认同，影像也开始脱卸着一层一层的茧缚，还原着河水的本来，还原着土地的本来，还原着生活的本来，还有人。

　　十杰人民摄影家黄一鸣，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七届理事、中国摄影家协会纪实摄影委员会委员、海南省摄影家协会、省青年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海南省纪实摄影协会主席，现任中国日报社海南记者站站长、高级记者。

　　摄影是一种情感交流的媒介，是人与人沟通的方式。摄影不仅仅是一张照片，而是摄影人对社会、对生活的理解和看法，是摄影人真心的流露。我始终相信，摄影能起到让人们关注社会、唤起良知的作用。摄影的基本特征就是真实地记录历史，关注人生。摄影人就是历史的记录者，时代发展的见证人。我是从黎村走出来的摄影家，我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海南岛黎村里度过的，直到我走向社会。外面的世界很大，因此我思考了很多问题，摄影是我表达思想的一种手段。

　　1997年7月摄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荣获中国民用航空总局1996年客舱服务中国民航优质服务奖，陈峰总裁兴高采烈领奖归来。

　　1992年摄没有证件上海南岛的人被临时滞留在这个大棚里，建省之初的海南省进入需要边境能行证。朋友们在寻找亲朋好友。

　　十杰人民摄影家黑明，曾为中国青年杂志社摄影工作部主任、中国摄影家杂志社社长，现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院工作，一级摄影师。在中国、法国、美国、日本以及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摄影作品展览，作品被国内外多家博物馆收藏。

　　图中人贾若瑜，又名贾直。1915年生于四川合江。抗战期间贾若瑜先后担任山东纵队胶东第5旅参谋长、胶东军区参谋长、司令员等职，多次与日军作战。1958年，开国少将贾若瑜担任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筹委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负责筹建军博。十杰人民摄影家黑明作品2015年摄于北京。

　　图中人刘增钰，1918年生于山西昔阳。七七事变爆发后，他投笔从戎，被编入八路军129师独立支队。先后参加过百团大战的正太路破击战、寿阳伏击战、榆辽战役、关家垴战斗。曾任空军部队第一任文化部长，某部军职政委。2014年摄于北京。

　　图中人刘景轼，1918年生于四川蒲江。1937年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38年底被分发到四川省防空司令部，曾在成都中江击落了日军的第一架飞机---三菱96G3M中型轰炸机和日军大名鼎鼎的轰炸之王---奥田喜久司大佐十杰人民摄影家黑明作品2014年摄于成都

　　图中人刘治，1915年生于湖南邵阳。1938年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6期步科，毕业后分发到被编入第9战区川军第30集团军72军15师45团3营7连3排担任少尉排长。抗战结束后他厌倦了炮火，不愿参加内战经典影像，于是成为一名逃兵十杰人民摄影家黑明作品2013年摄于邵阳

　　图中人于亚平，1920年生于安徽蒙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7分校16期毕业后担任国民军第51军113师337团2营任排长，驻守江苏淮安。在他的记忆和日记中，他曾在豫中、鲁南等会战中，与日本鬼子大大小小一共打过23仗十杰人民摄影家黑明作品2014年摄于西安

　　图中人谢翔龙，1913年生于江西宁冈。1940年放弃学业被编入宪兵部队16团4营4连3排9班，同年夏天，第二次粤北战役爆发，他作为宪兵战士参加了那场战斗。1944年请假回家脱离部队，1946年再次考入阳明师范，毕业后进入茅坪中学任教十杰人民摄影家黑明作品2014年摄于宁冈

　　图中人王保禄，1927年生于山西晋城。在八路军129师386旅772团当兵。抗战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攻打泊村的日军炮楼，为了打掉那个炮楼，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半夜打、下雨打、挖暗道打，一直到日本投降，鬼子才从那个炮楼上撤下来十杰人民摄影家黑明作品2014年摄于山西晋城

　　图中人梁全正，1931年生于山西静乐。1944年加入吕梁军区独立5旅6连，成为一名司号员。他先后去文水、太原、清徐、娄烦等地参加抗日游击战，从抗战的尾声一直吹到抗美援朝。他说吹号是个技术活儿，160多种声音，一般人都不会十杰人民摄影家黑明作品2014年摄于娄烦

　　图中人小林宽澄，1919年生于日本前桥。1940年他被强征参军后，编入华北派遣军第12军第14师团从青岛登陆入侵中国。19416月19日在山东被俘，后参加八路军，多次参加对日作战。1972年中日建交后，他多次被邀请到中国参观访问十杰人民摄影家黑明作品2014年摄于日本东京

　　十杰人民摄影家解海龙，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宋庆龄基金会理事；文联荣誉理事；中国摄影家协会原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

　　我是1980年开始学习摄影的，刚开始的时候题材杂乱，没有个人风格，后来成了追逐比赛奖项的“获奖专业户”。不过这些奖项也使我陷入了思考——如何确立自自己的拍摄风格。在后来的学习中，有位老师跟我说，一张照片“令人喜不如令人思”。这也成了我后来创作时经常反问自己的一句话。于是我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大山，投向了那里因贫困而无法上学的孩子。创作初期，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完全靠的是自己内心朴素的良知与愤懑。于是我停止了所谓的“艺术”创作，用了近6年的时间对这个被社会忽略的严峻现实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摄影纪录考察。

　　在这期间，我辗转在那些贫困落后的农村地区，共跑了20个省，50多个县，200多所学校。在大别山老区，我拍摄了一批进入中国摄影史的照片，像“大眼睛”、“小光头”、“大鼻涕”、“烤小手”等。在这期间，我的拍摄也受到了当时各地僵化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制肘，时常处于工作无法进行下去的困境。不过，一些尴尬和质疑过后，他们也理解了我的真正意图，有的还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

　　更令我欣慰的是，希望工程中的部分照片已进入了中国摄影史，我本人也因此完成了从一个“摄影艺术家”，向带有社会学色彩的纪实摄影家的转型，这也使我后来成为中国青年报的一名记者。2008年，我也成为众多奥运火炬手中的一员。我想，我应该是代表摄影人来传递火炬的，在新时期，需要发动大家继续献爱心。同时，这也是大家对于我的一份信任。2014年，我把我这么多年来拍摄的照片，做了一个系统的整理和重新编辑，希望读者能够感受到这么多年来，我国基础教育的变迁。这组照片后来，使我获得了第十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的职业生涯。我觉得，深入群众，把镜头对准人民，对准那些大时代下需要我们帮助的小人物，是任何艺术家和摄影师都应有的大情怀。

　　十杰人民摄影家杨麾，供职于南充市委宣传部。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南充市摄影家协会主席。其作品多次被中国摄影专业报刊杂志刊发，其中，专题摄影作品《川北老乡》还应邀参加平遥国际摄影大展

　　我生在嘉陵江中游的南充市，从八岁那年起，就开始往返于城乡之间，在母亲教书的老祠堂或古寺庙里读小学，1969年秋天，我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看过的人、经历过的事更是令我铭记不忘。

　　这些经历让我与川北老乡结下了深情厚谊，生活的积累让我悟出了人类因百姓而存在，历史因百姓而发展的道理。从而更知道了我从哪里来，该向何处去。摄影之初，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出作品、去参赛、去获奖。随着知识的积累和意识的提高，我对摄影又有了新的认识：它的主要功能是记录，它应该给百姓以关切，给历史以见证，给后人以寄托。尊重生活，体察平凡，这才是我坚持纪实摄影的必由之路。所以，三十多年来，我带着对生活的感悟，带着与嘉陵江畔老乡相濡以沫的质朴情感，平等地、真诚地，全身心地用镜头向他们倾注着我的。现在嘉陵江畔的城镇乡村，很多旧时的生活痕迹，已被时代前进的步伐远远地抛在了身后。庆幸的是，我用相机为川北老乡留下了影像志、备忘录，就把这些当作我为那个已经远去时代的献礼吧。